□资料整理 信息时报记者 梁启明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，1685年，清政府决心解除明朝以来300余年的海禁，实行开海通商政策，并在东南沿海创立粤海、闽海、浙海、江海四大海关，作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指定地点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，也是清朝海疆政策的一次历史性转变。然而，就在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，走向全盛的清政府却突然要求对西方世界关闭其他口岸，仅留粤海一关对外通商。而这一切，都源于当年为大清国的海疆政策带来划时代变动的“一口通商”上谕，成了清廷收关的直接原因。 洋船意外闯入引乾隆注意 1755年6月，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英国的第一位“中国通”，开始到浙江沿海投石问路。这位英国人在广州贸易多年，通晓汉语，熟悉行情，他的汉语名字叫做洪仁辉。他此次偕同公司大班汉森，乘船直抵浙海关宁波口岸。宁波在康熙年间是开放的港口，后来因海岸滩浅水急和商人资本薄弱，被英商逐渐放弃。 洋船久不北上，忽然闯入海滨要地，乾隆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对浙江海防的忧虑，现在依旧能从当时的清宫档案中，找到乾隆对于此事的关注。 1756年8月，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接到乾隆的上谕：近年乃多有专为贸易而至者，将来熟悉此路，进口船只不免日增，是又成一市集之所，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。海滨要地，殊非防微杜渐之道。 关税提高仍阻挡不了洋船聚集 浙江虽有海关，但一向不是洋船聚集的地方。为了阻止英船北上，乾隆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案：不宣布禁令，而是提高浙江关税，让外商无利可图。如此费尽心思，是想用不禁自绝的手段限制开往浙江的洋船。然而奇怪的是，浙海关税额的增加并没有吓跑英国商人，不久乾隆得到信息，英商宁可多交税也要到浙江贸易。 面对英商急于打开中国内地大门的试探，乾隆该如何制定对策，他需要在开放还是封闭之间做出抉择。要不要维持多口贸易？乾隆此时不无犹豫。 为了处理浙江海关事宜，乾隆将熟悉广东外贸的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。刚刚离开广东的杨应琚，对沿海通商贸易环境作了一番考察之后，上呈了两份调查报告，他认为，外商赴浙江贸易，是因为他们所要采购的货物，以浙江的丝绸，福建的茶叶及江西的瓷器为主，就近置买货物，价格差异悬殊，海关税的提高不足以抑制外商到浙江贸易。浙江洋面的天险与防务均不如广东，江南财富重地，不能听任洋船自由出入。杨应琚最后的结论是：对外通商应限于广东粤海一关才是万全之策。 “一口通商”为多口贸易划下句号 杨应琚的奏报娓娓动听，洋船高大如屋来去无常，尤其是船上装载炮械，云集天朝商港，这对于沿海清军水师是个巨大的威胁。在清朝的海疆大臣看来，海防的宁静高于一切。乾隆当即用朱笔批示道：“所见甚是”。 在“朕即国家”的封建专制时代，皇帝的决策具有绝对的权威。1757年12月，47岁的乾隆南巡回京，他没有耐心等到户部议奏的结果形成，便断然决定沿海封关。乾隆分别密谕两广总督李侍尧和闽浙总督杨应琚：“口岸定于广东，洋船不得再赴浙省”。上谕中说：如此办理，则来浙番船永远禁绝，不特浙省海防得以肃清，且与粤民生计并赣，韶等关均有裨益。”这就是给大清国的海疆政策带来划时代变动的“一口通商”上谕，自从，多口贸易不复存在。
□资料整理 信息时报记者 梁启明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，1685年，清政府决心解除明朝以来300余年的海禁，实行开海通商政策，并在东南沿海创立粤海、闽海、浙海、江海四大海关，作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指定地点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，也是清朝海疆政策的一次历史性转变。然而，就在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，走向全盛的清政府却突然要求对西方世界关闭其他口岸，仅留粤海一关对外通商。而这一切，都源于当年为大清国的海疆政策带来划时代变动的“一口通商”上谕，成了清廷收关的直接原因。 洋船意外闯入引乾隆注意 1755年6月，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英国的第一位“中国通”，开始到浙江沿海投石问路。这位英国人在广州贸易多年，通晓汉语，熟悉行情，他的汉语名字叫做洪仁辉。他此次偕同公司大班汉森，乘船直抵浙海关宁波口岸。宁波在康熙年间是开放的港口，后来因海岸滩浅水急和商人资本薄弱，被英商逐渐放弃。 洋船久不北上，忽然闯入海滨要地，乾隆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对浙江海防的忧虑，现在依旧能从当时的清宫档案中，找到乾隆对于此事的关注。 1756年8月，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接到乾隆的上谕：近年乃多有专为贸易而至者，将来熟悉此路，进口船只不免日增，是又成一市集之所，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。海滨要地，殊非防微杜渐之道。 关税提高仍阻挡不了洋船聚集 浙江虽有海关，但一向不是洋船聚集的地方。为了阻止英船北上，乾隆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案：不宣布禁令，而是提高浙江关税，让外商无利可图。如此费尽心思，是想用不禁自绝的手段限制开往浙江的洋船。然而奇怪的是，浙海关税额的增加并没有吓跑英国商人，不久乾隆得到信息，英商宁可多交税也要到浙江贸易。 面对英商急于打开中国内地大门的试探，乾隆该如何制定对策，他需要在开放还是封闭之间做出抉择。要不要维持多口贸易？乾隆此时不无犹豫。 为了处理浙江海关事宜，乾隆将熟悉广东外贸的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。刚刚离开广东的杨应琚，对沿海通商贸易环境作了一番考察之后，上呈了两份调查报告，他认为，外商赴浙江贸易，是因为他们所要采购的货物，以浙江的丝绸，福建的茶叶及江西的瓷器为主，就近置买货物，价格差异悬殊，海关税的提高不足以抑制外商到浙江贸易。浙江洋面的天险与防务均不如广东，江南财富重地，不能听任洋船自由出入。杨应琚最后的结论是：对外通商应限于广东粤海一关才是万全之策。 “一口通商”为多口贸易划下句号 杨应琚的奏报娓娓动听，洋船高大如屋来去无常，尤其是船上装载炮械，云集天朝商港，这对于沿海清军水师是个巨大的威胁。在清朝的海疆大臣看来，海防的宁静高于一切。乾隆当即用朱笔批示道：“所见甚是”。 在“朕即国家”的封建专制时代，皇帝的决策具有绝对的权威。1757年12月，47岁的乾隆南巡回京，他没有耐心等到户部议奏的结果形成，便断然决定沿海封关。乾隆分别密谕两广总督李侍尧和闽浙总督杨应琚：“口岸定于广东，洋船不得再赴浙省”。上谕中说：如此办理，则来浙番船永远禁绝，不特浙省海防得以肃清，且与粤民生计并赣，韶等关均有裨益。”这就是给大清国的海疆政策带来划时代变动的“一口通商”上谕，自从，多口贸易不复存在。